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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角号码新词典》
案头的这本《四角号码新词典》，早已破烂不堪，可我却敝帚自珍，即使在拥有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那样的大型工具书的今天，经常翻检的还是它。它简便、熟手，亲切，与我长相伴，令我长相忆。
其实这本词典的主人原来并不是我。说来惭愧，它还是我从别人那儿抢来的呢！那是“文革”开始的时候，我这个四年级的小学生也“运动”起来，加入了街道组织的专缴居民家中旧书的战斗队。一天，我们来到一个王姓孤老头家，在我们的吆喝下，他抖抖地从床底下拽出一柳条箱的旧书，苦着脸看我们把书装进了麻袋。这时，我发现他的床头放着一本紫色硬皮封面的小书，冲上去就拿。老头竟比我眼疾手快，一把抓在手里，嗫嚅着说：“这是词典，不是旧书。”我狠狠地驳了他一句：“除了毛主席的书，都是旧书！”不容分说，硬是从他手中抢了过来。他后退两步，垂着两手，嘟哝着：“可不要把它烧了，学习上很有用的。”语调带哭腔，目光似乞求。我当时只觉心里一沉。回到街道办事处，头儿从词典里撕下两页大便去了，我顺手翻翻，却一下子被它吸引住了。那时我酷爱读小说，常遇到不懂的字词，这本词典可有了用场。我瞅四下无人，就把它往怀里一塞，捂着肚子，装作大便，一溜烟跑回家去。从那以后，我便成了这词典的主人。
当时，这本词典给我带来的好处还远不止是查找几个字词。记得上初中时，语文课本还满是政治说教，于是我便把词典当作课本来读，从中学到了许多社会、自然方面的知识。我还和要好的同学用四角号码作密码写信，玩“地下党”的游戏。我还把词典里的词归类编成了一本“辞海一瞥”的小册子，专供写作文时选用。潜移默化的熏陶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，也使我的作文成了老师常读的范文。但也有弄巧成拙的时候，有一次我用从词典里查到的“磅礴”来形容大雨，老师读着读着竟笑出声来，弄得我脸红了好一阵子。不过，我也用这本词典出过老师的洋相。这本词典的拼音是旧式的，我曾半是求教、半是刁难地问老师可不可以用它做作业。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用心，说了声“随便”就走开了。于是我犯了牛脾气，就故意用这过时的拼音来注音，结果作业被打错。那时正反“师道尊严”，我便当堂问了老师一个哑口无言：“难道国家出的词典也错了吗？”我还把词典狠狠地摔在了课桌上，这在当时竟被称为“革命行动”呢！
下放农村的时候，随身携带的不多的东西里，就有这本《四角号码新词典》。在那物质和精神双重贫乏的岁月里，它便成了我引以骄傲的财富。那时无论开会学习，还是干农活，我都把它带在身上，有空就看上几眼。那几年，它随我也吃了不少苦头。有次抬河泥，不小心把它掉在了水里，有次用它垫蜡烛看书，没注意蜡烛烧完了，把硬皮面烧掉了一角。这一次次的火烧水淹，把词典弄得遍体鳞伤，难受了我好一阵子。不过，它也使我遭到过“不幸”。有一次，大队支书郑重其事地告诫我：“听说你爱看外国书、古书，身上还别着个小书本，破破烂烂的，不是什么好书吧！这会影响你的前途的。”所谓影响前途，就是没能入党。我当时痛苦极了。回到“知青之家”，把词典从口袋里掏出来，重重摔在墙角的垃圾上，把硬皮面都摔掉了。此后几天，我总感到若有所失，最后还是忍不住拾起词典，用伤湿膏粘上封面。不过我再也不把它带在身上了。我把它放在了床头，偷偷地看，总是可以的吧！现在想来，这词典不仅不该受埋怨，我反而应该十二万分地感激它才是。因为它不仅给了我知识，更培养了我对知识的执着追求的精神，使我在乡下的那两年没有虚度光阴。后来“文革”结束，高考恢复，我便第一批考了大学，这“军功章”上，谁说没有词典的一半呢！
此后上了四年大学，在外地又工作了四年，最后调回了家乡，在这一二十年的风雨人生中，只有这词典绐终不渝地伴随着我，使我感受着人生的另一种温暖，另一种情义。尽管我离不了它，可我还是动过物归原主的念头。我也曾怀揣着它去寻访旧日的主人，可时过境迁，王老头的房子早已被一座百货大楼所代替，也无人知道他现在何方，而如今我所能忆起的也只是那带哭的声调和乞求的眼光了。
《新书周报》 1992 年 1 月 27 日